本文原文來自 Constructively ，翻譯 蘑菇兔 。

馬里蘭的律師唐娜懷特（Dana Moylan Wright）被自己的惡性循環攪得焦頭爛額——工作堆積地越多，她做工的動力就越低。

“那一刻，我所有的工作都到了交付的截止日期，然而我卻沒辦法讓自己開始動手做任何事情。”她說，“我的焦慮情緒已經完全進入了咆哮帝的水平。”

2005 年的一天，42 歲的懷特小姐正在網上沖著浪，而一邊壓在手頭的東西已經被她拋到外太空去了。她輸入搜索“拖延癥”，希望能夠找到解藥。然而相反的，她發現了一個開發拓展自己這一習性的方法——“結構化拖延法（structured procrastination）“。

拖延也可以很藝術

“結構化拖延”，這一獨創觀念來自于斯坦福大學哲學教授姜·佩里。結構化拖延法是從小件的、優先性低的事情做起，建立一種成就感，然后打起精神完成更重要的工作。佩里先生作為一個慢性拖延癥患者，建議同類們按優先級列一份任務清單，頭條任務挑一個自我感覺很重要而且有期限的任務，最后卻自己的拖延癥去完成任務列表中其他的工作。“不要為自己這樣的操作安排感到羞恥。”他說。

佩里先生說，人們總將注意力放在他們最大的并且最重要的職責上，然后把時間浪費在無收益的活動上，比如上上網，看看電視什么的。佩里的網站上 就放置了一張他“自己有工作沒做，卻在用海草跳繩鍛煉”的照片。他建議拖延癥患者們用自己比較不想做的（但是重要）工作把時間充分利用起來，比如跟進客 戶，完成開支報告或者閱讀行業新聞。他說，聰明的拖延者也可以獲得“高效”的好名聲，同時可以繼續“屈服”于自己拖延的沖動。

但是如果遇到了重要工作怎么辦？佩里先生說，要么不可變更的截止日期會逼著人行動，要么拖延者會獲取足夠的信息和觀點支持他們去直面任務。

完成一部分工作并不妨礙我們對拖延的熱愛

近年來涌現出了許多關于拖延行為的心理根源及經濟效應研究，其中之一就是佩里的結構化拖延理論，佩里的理論雖不是由嚴密的科學推導得來，但好在源于自身，有實踐為證。研究拖延癥的心理學家們估計 80% – 95% 的大學生會拖延，其中的一半是日常性的拖延者；介于 15% 到 20% 的成人也是習慣性的拖延者。

皮 爾斯·斯蒂爾（Piers Steel）是卡里加爾大學副教授，也是即將出版的《拖延等式》（The Procrastination Equation）一書的作者。他估計拖延使美國經濟每年經受了數千億的損失。斯蒂爾先生說僅僅電腦游戲掃雷和紙牌就為虛耗的時間和失去的生產力造成了數 十億美元的損失。

然而這個世界上既沒有“為什么人們會拖延”的單一解釋，也沒有“如何克服這種行為”的單一方法。各種建議包括設定目標， 或者分割大塊任務成一系列小任務，以及精力規劃——也就是計劃在處理較難任務的時候選擇在精力最充沛的時刻，通常選擇在早上10點左右。有些人推薦復雜的 時間管理和組織系統；另一些則強烈推薦拖延者集中精神在積極正向的目標上，比如花更多精力在專業進修或者家庭的團聚時光上。

“拖延癥對人 一點好處都沒有。”加拿大卡爾頓大學拖延研究組主管提摩太·皮奇樂（Timothy Pychyl）說。雖然如此，皮奇樂先生很欣賞佩里先生玩世不恭的方法，也認為或許這個方法很實用。”也許這并不能解決每個人的問題，但是……有些人則可 能會在拒絕做某些事情的同時就把另外一堆工作做完了。”

開頭的馬里蘭的律師懷特小姐說，結構化拖延法幫助她能夠更謹慎并且有效地關注并處理工作。“只要我能感覺到我在拒絕做某件事，我就能趕驢子趕馬地讓自己去干活。”她說。

討厭拖延？你也可以很成功

特 麥透普·寇樂多耶（Temitope Koledoye）是費城的一名市場部主管，2003 年她被診斷出注意力不集中癥。她認為“結構化拖延法”的技巧幫助她在自己和大項目之間建立了一個精神空間用來協調處理自己。“當我在處理很小的事情的時 候，腦袋里仍然想著那些我必須要做的大事情。”她說，“我要專注我的思想。”

就算是小小的成就，比如在線繳納一些款項或者為出差的旅行打包，都能為她提供的一整天的滿足感。她說：“你不會感覺到失敗，因為你確實把事情做成了。人生好像一切盡在掌握！”

佩里先生認為我們不應該為自己的做事習慣而感到不快，因為罪惡感會打消干勁兒，反而強化要延遲的欲望。

墨 西哥城的猶安·裘·德瑞古雷斯（Juanjo de Regules）曾因厭工而尋求治療。在讀了斯坦福教授的文章后，他感到“罪惡感減少了一大半兒”。作為某墨西哥建筑公司工作的前人力資源主管，德瑞古雷 斯先生說，他長年依靠雇員們為他解決可怕的任務，他使用的這個大招則被調侃為“拖延領導力”。

德瑞古雷斯先生四月份離開了他的前雇主轉去做自己的軟件生意。他贊揚佩里先生提供了一個更高效的拖延模式：“我覺得很好。一邊賺錢，一邊還在拖延。”德瑞古雷斯先生說。